踏入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展区，一组气势磅礴的青铜编钟陈列其间。该馆的馆标采用了曾侯乙编钟的造型，象征着礼乐文明的悠久传承与荆楚文化的绵延不绝。
记者：在众多馆藏珍宝中，为何选择曾侯乙编钟作为湖北省博物馆馆标的设计原型？
张晓云：曾侯乙编钟（见图，任勇摄）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被发现，这套编钟是目前出土的规模最庞大、保存最完好的编钟组合，记录了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音乐实践与理论。1988年11月，为总结曾侯乙编钟的研究成果、弘扬中华文化并促进国际交流，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、湖北省博物馆及武汉音乐学院共同举办了“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·曾侯乙编钟专题”国际学术会议，吸引了国内外60多位学者参与，为学术界贡献了大量成果。湖北省博物馆的馆标正是源自这次会议的会标，由当时在馆工作的雕塑家傅中望设计，寓意“编钟震惊全世界”，此后一直沿用。
记者：曾侯乙编钟在铸造工艺、造型和铭文等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和成就？
张晓云：曾侯乙编钟及其大量乐律铭文证明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，“一钟双音”的制造技术已非常成熟；运用这一技术铸成的乐钟音域超过5个八度，高、中、低音区中间部分的半音列完备，能够实现旋宫转调，展现出卓越的音乐表现力。编钟展示了迄今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，不仅证实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，还补充了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与实践。钟体上装饰有人、兽、龙、鸟、花卉和几何形纹样。这些精细、贴切、生动且华丽的纹饰，与富有美感和装饰效果的铭文相得益彰，章法严谨、行笔流畅。编钟及同墓出土的青铜器表明，早在2400多年前，中国就已发明红铜纹样铸镶法，组合浑铸与分铸技术均有突破，冶金和青铜铸造工艺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。
记者：曾侯乙编钟去年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这套编钟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哪些重要价值和意义？
张晓云：编钟的铭文是目前已知的先秦官方音乐理论文献，提供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音律定义和术语，其中许多术语来自曾国、楚国及周王朝，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流。铭文中的“浊姑洗”“吕钟”“浊坪皇”“坪皇”等表明，当时已存在十二律体系，这一体系正是基于“一钟双音”中的三度音程产生的；音高设计以五声为基础，并包含七音体系，体现出丰富的音乐内涵和先进的音乐水准。编钟的乐音与铭文相对应，是现存最早展示音乐数理关系的出土文献，这种对应关系表明当时人们对乐音关系已形成理性认知。与更早的西周青铜钟铭文多歌颂贵族祖先功德不同，曾侯乙编钟的铭文除了少数记事、编号外，几乎完全聚焦于音乐主题——每个钟的乐音名称、在不同调中的位置以及音程关系。这种独特性使我们认识到，这套编钟不仅是古代乐器，更是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。
记者：这样一套礼乐重器，当年是如何被发现并收入博物馆的？
张晓云：1977年9月，武汉军区某单位在湖北随县城郊扩建厂房时，意外发现了一座大型岩坑竖穴木椁墓。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，次年5月11日正式开始发掘。中室主要陈列礼乐器，出土了全套青铜编钟共65件，以及石编磬、建鼓等乐器和青铜礼器。四室清理后，人们认识到曾侯乙墓完整模拟了一位国君的宫殿：中室是“宴乐大厅”，东室为墓主人长眠的“寝宫”，西室和北室则类似于“西厢”与“武库”。根据下层镈钟的铭文，此钟是楚惠王五十六年（公元前433年）赠予曾侯乙的。当时随县没有博物馆，按照湖北省委的要求，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，由湖北省博物馆集中保存。
记者：编钟音乐会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标志性演出。在编钟研究复制、编钟IP活化以及礼乐文化普及方面，馆方依托这件“馆标文物”进行了哪些探索？
张晓云：我馆以编钟研究院为平台推动编钟理论研究，并联合高校及科研机构完成了多套1:1高精度复制件，这些复制件在形制、纹饰、音准和音色上与原件高度吻合，既满足了馆内的日常演奏需求，也为国内外多家机构提供了展演用的编钟。以复制件演奏为核心组建的编钟乐团，定位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延伸，通过音乐和舞蹈的艺术形式面向观众。自1987年成立以来，乐团建立了“常演—特演—外演”三级展演体系；其表演的编钟乐舞以考古依据为准则，在乐器配置、演奏技法和楚舞演绎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2025年，乐团进行了1330场线下演出，接待观众约47万人次；此外，还推出了编钟演出直播、开发了H5手机编钟演奏小程序，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广泛传播，并联合腾讯互娱开展了复制件的数字化音频采样和数据库建设，让这件“有声文物”永久留存。采样音源被用于音乐制作和嵌入音乐游戏，使曾侯乙编钟变得可视、可听、可奏。
（张晓云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，本报记者范昊天采访整理） 《 人民日报 》（ 2026年10月07日 06 版）
2022-03-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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